宋元茶業(yè)的發(fā)展|宋元茶類的演變
趙汝礪《北宛別錄》，章炳文《壑源茶錄》（佚）一卷，《茶苑雜錄》（佚）一卷，共14種。其中有些茶書，如《大觀茶論》，嚴格說不屬地方性茶書，但其內容以建茶為主，所以不妨也列作建茶著作一類。茶書是茶葉科技和文化的集中反映，以上論述建安茶的地方性茶書占了宋代整個茶書的一半以上，從而不難看出建安在當時茶葉生產技術上所享有的突出地位。
與宋朝茶葉生產技術中心南移相伴隨，唐時茶葉生產還不曾發(fā)展的閩南和嶺南一帶的茶業(yè)，明顯地活躍和發(fā)展了起來。舉例來說，在陸羽《茶經》中，我國南方南部各地的產茶情況，只提到“思、播、費、夷、鄂、袁、吉、福、建、象十一州”，陸羽對這些州茶葉質量的情況還不怎樣清楚，僅稱“往往得之，其味極佳”；至于這些州鄰近或更南的其他州的情況，無論是《茶經》還是其他史籍，都沒有或很少提到了。
但是，入宋以后，情況就明顯兩樣了，如《太平寰宇記》（樂史撰，約公元987年）對中國南方產茶的記載，就較唐朝要詳細和豐富得多。其“江南東道”載：“福州土產茶；南劍州土產茶，有六般：白乳、金字、蠟面、骨子、山挺、銀字；建州土產茶（原注略，下同），建安縣茶山在郡北，民多植茶于此山；邵武軍土產同建州；漳州土產蠟茶；汀州土產茶�！�
“江南西道”有：“袁州土產茶；吉州土產茶；撫州立產茶；江州土產茶；鄂州土產茶；岳州王朝場，本巴陵縣地，后唐清泰三年（公元936年），潭州節(jié)度使析巴陵縣置王朝場，以便人戶輸納，出茶；興國軍土產茶；潭州土產茶；衡州土產茶，衡陽縣茶溪，《括地圖》云，臨蒸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；涪州賓化縣，按：《新圖經》云：“此縣民并是夷僚，露頂躍足，不識州縣，不會文法，與諸縣戶口不同，不務蠶桑，以茶蠟供輸；夷州土產茶；播州土產生黃茶；思州土產茶�！薄皫X南道”的記載是：“封州立產春紫筍茶，夏紫筍茶；邑州上林縣都茗山在縣西六十里，其山出茶，土人食之因呼為都茗山；容州土產竹茶�！薄短藉居钣洝肥潜彼谓ㄔ痪锰跁r的作品，與陸羽《茶經》有關南國的資料相比，可知從五代和宋朝初年起，因氣候由暖轉寒，中國南方南部的茶業(yè)，較北部更加迅速地發(fā)展了起來。
宋代中國南方南部茶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還可從與茶業(yè)相關的茶具生產來得到印證。宋代風尚斗茶，如梅堯臣和蘇轍詩句：“兔毛紫盞自相稱，清泉不必求蝦蟆”；“蟹眼煎成聲未老，兔毛傾看色尤宜”。斗茶最時尚的兔毫茶面或茶盞，就以建州、吉州最為著名。另如南宋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載：“茶具，雷州鐵工甚巧，制茶碾、湯甌、湯匱之屬，皆若鑄就，余以比之建寧所出，不能相上下也。夫建寧名茶所出，俗亦雅尚，無不善分茶者；雷州方啜登茶，奚以茶器為哉�！敝劣陂L沙出產的茶具，則更加有名，《清波雜志》稱：“長沙匠者，造條器極精致，工直之厚，等所用白金之數。士夫家多有之，置幾案間，但知以侈靡相夸�！敝挥芯�茶事，才能“俗亦雅尚”，講究到茶具。由此也可看到其時我國南國茶業(yè)發(fā)展的情況。
2.茶類的演變
宋元茶葉生產發(fā)展的另一特點，是這一時期茶類生產由團餅為主趨向以散茶為主的轉變。唐時雖然也有如劉禹錫在《西山蘭若試茶歌》中所說：“目傍芳叢摘鷹嘴，斯須炒成滿室香”一類的炒青和蒸青，但基本上和六朝以前的舊俗一樣，主要生產團茶、餅茶。至北宋前期，仍和過去一樣，生產以團餅為主的緊壓茶類。而且，有些地方，如北苑貢茶，在技術上日趨精湛，不斷創(chuàng)新，還把中國古代團茶餅茶的生產和技術，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。但是，宋朝團、餅制作更精，可是工藝繁瑣，煮飲也比較費事，在飲茶愈益普及特別是有更多的勞動人民加入飲茶行列的情況下，原先的傳統生產格局，無疑會發(fā)生一些變革。
宋朝茶類生產的變革，首先是適應社會上多數飲茶者的需要。加入飲茶行列的勞動者，不僅要求茶葉價格低廉，而且希望煮飲方便，于是，在過去團、餅工藝的基礎上，蒸而不碎，碎而不拍，蒸青和蒸青末茶，應運逐步發(fā)展了起來。如北宋葛常之在一篇論述茶葉的文章中稱，唐朝的陽羨茶，由李郢的《茶山貢焙歌》“蒸之馥之香勝梅，研膏架動聲如雷”之句可以看出，其“為團茶無疑，自建茶入貢，陽羨不復研膏，謂之草茶而已”。這就是說，宋朝一些茶葉產地，包括唐朝專門來造貢茶的宜興、長興一帶，自不再作貢時，也自然地適應社會需要，改造團餅為生產散茶了。
在宋時的一些文獻中，團、餅一類的緊壓茶，稱為“片茶”，對蒸而不碎、碎而不拍的蒸青和未茶，稱為“散茶”。據有關文獻記載，宋朝主要生產片茶的地區(qū)有興國軍（湖北陽新）、饒州（江西鄱陽）、池州（安徽貴池）、虔州（江西贛州）、袁州（江西宜春）、臨江軍（江西清江）、歙州（安徽歙縣）、潭州（湖南長沙）、江陵（湖北江陵）、岳州（湖南岳陽）、辰州（湖南沅陵）、澧州（湖南津市）、光州（河南橫川）．、鼎州（湖南常德）以及兩浙和建安（福建建甌）等地。出產散茶的地區(qū)，主要有淮南、荊湖、歸州（湖北梯歸）和江南一帶。
宜興和長興等一些地方，雖然在北宋初期就由團、餅改制散茶，但在宋朝大多數時間中，片茶的生產和產地，仍一直多于散茶。換句話說，在生產格局上，仍然是團茶、餅茶略占優(yōu)勢。直至元朝散茶才明顯超過團、餅，成為主要的生產茶類。元朝中期刊印的《王禎農書》中即反映；當時的茶葉有“茗茶”、“末茶”和“臘茶”三種。
所謂“茗茶”，即有些史籍所說的芽茶或葉茶；“末茶”是“先焙芽令燥，入磨細碾”而成；至于“臘茶”，是臘面茶的簡稱，即團茶、餅茶焙于以后，用蠟狀的粥液結面保存，實際即團茶或餅茶。這三種茶，以“臘茶最貴”，制作亦最“不凡”，所以“此品惟充貢茶，民間罕見之”。在元朝至少在元朝中期以前，由《王禎農書》記述的實情來看，這時除貢茶仍采用緊壓茶以外，在我國大多數地區(qū)和大多數民族中，一般只采制和飲用葉茶或末茶。元末明初人葉子奇撰寫的《草木子》（1378年）一書中指出，元朝建寧的貢茶，雖然比宋朝的龍團風餅要簡約一些，但是“民間止用江西未茶、各處葉茶”。
宋末和元朝由過去傳統的生產團餅為主，改變?yōu)橐陨a散茶為主，這還可以從我國茶書和有關農書的內容中得到證明�，F存的唐宋茶書和茶葉文獻中，談到茶葉的采造，只講團餅工藝，可是至元朝以后，在《王禎農書》和《農桑撮要》一類農書中，談到制茶，就主要介紹蒸青和蒸青末茶了，很少介紹或根本不提團茶、餅茶的采制方法。
非常明顯，茶書或農書中對制茶工藝的介紹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是當時社會茶類生產的反映。如《王禎農書》關于茶葉的“采造藏貯”之法，就主要介紹蒸青一種。其稱茶葉“來之宜早，率以清明谷雨前者為佳�！捎�，以甑微蒸，生熟得所；蒸已，用筐箔薄攤，乘濕略揉之，入焙勻布火，烘令干，勿使焦。編竹為焙，裹若覆之，以收火氣。”這也是中國有關散茶或蒸青綠茶采制工藝的最早完整記載。但是，在同一本書中，對唐、宋時重點介紹的團餅工藝，卻講得十分簡略，只稱“擇上等嫩芽，細碾入羅，雜腦子諸香膏油，調劑如法，印作餅子制樣”等簡單幾句，沒有把過程講清，表明其時團餅生產已過時而無須再詳作介紹了。
不過，這里也須說明，團餅生產的“過時”，是指漢族地區(qū)茶葉的主要生產、消費而言的。事實上，團餅作為一種傳統或特種茶的生產、消費，不只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(qū)，就是在明清的某些漢族地區(qū)中，仍然有著一定的市場。所以，宋元中國茶類生產的改制，是我國制茶和茶葉文化發(fā)展合乎規(guī)律的必然結果。團餅和散茶的這種變化，不是新與舊的對立替代關系，而是兩個并列組分之間的數量消長關系。
如散茶，在北宋團餅生產占統治地位或處于高峰的時期，其生產和技術仍然取得了許多明顯發(fā)展。這可以從歐陽修的《歸田錄》（公元1067年）得到證明，其稱“臘茶出于劍建，草茶盛于兩浙，兩浙之品，日往為第一；自景祐已后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，近歲制作尤精，……其品遠出日注上，遂為草茶第一�！闭f明北宋初期，在建安設立貢焙，團茶、餅茶得到順利發(fā)展的同時，浙東和浙西一帶出現了向散茶轉化的高潮，而且還創(chuàng)造出了日注這樣的名茶。宋仁宗時，蔡君謨漕閩創(chuàng)“小龍團以進”，歐陽修稱小團一斤，“其價直金二兩，然金可有，而茶不可得”。
就在建安貢茶由小龍團推向高峰的同時，散茶的區(qū)域，也由浙西推至洪州一帶，并且很快創(chuàng)制出雙井白芽這樣名蓋日注的第一草茶來。這些事實表明，散茶和團餅的發(fā)展，至少在技術上是不矛盾的，而且還具有一種相輔相成、相互促進的關系。所以，宋元茶類生產的改制，是順應多數茶葉消費者簡化制茶、減少烹飲手續(xù)需要的一種自然發(fā)展。
終宋一代，基本上都是處于我國茶類生產由團餅向散茶轉折或過渡的階段。這一轉變，從現象上說，似乎只是制茶工藝和茶類生產上的改制，但實際上涉及到茶文化的許多方面，中國上古傳統的制茶工藝和烹飲習慣，就是通過宋元茶類的改制，轉入明清，走向近代發(fā)展之路的。
此外，茶館文化的興起，亦是宋、元茶事的一個特色。
宋元茶業(yè)的發(fā)展
宋元茶類的演變
